聂震宁：“互联网＋”还是“＋互联网”

　　
　　当然，我们现在也面临着怎么样更多的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，使得传统出版和移动互联网能更好的链接起来，有些东西“互联网＋”，是互联网需要我们做，有些是我们要“＋互联网”，使其传播更好。内容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。我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　　
　　李沁：好，谢谢聂先生，我理解您说技术的存在，同时又不能被这个技术牵着走，要坚守我们媒体人，传统媒体人一些固有的主动性的一些思维。
　　
　　聂震宁：对，我再补充一句，“互联网＋”不是技术牵着我们走，是一种文化牵着我们走，是一种文化。由技术主义造成的一种文化，这种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自由，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，人类传播永远需要有自由和确定性，这两个东西。
　　
　　6.提问和回答：技术与文化建设
　　
　　李沁：对，可能是文化加上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，在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之下，传统媒体人如何首先保证自己的生存，不要被这样的文化给淘汰了；同时又如何在这个里面把握自己的主动性。从这点来说，就是迎接挑战，非常的困难，同时也正体现了我们的智慧。
　　
　　在座的今天三位媒体大咖，我们已经听了他们的初步的分享，下面应该把时间是给咱们嘉宾和在座的听众，可以有嘉宾之间，各位肯定有相同的观点，和不同的观点是吧，有这个分歧可以来进行争论。另外我们也希望这个听众之间，可以进行一些互动。提问时间是5到10分钟，听众朋友可以直接跟您想问的嘉宾提问。
　　
　　其实我倒是有一个问题，刚才也说到，在座的三位在一起非常难得，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共识，但是毕竟是同行，同行是不是都有一些竞争，竞争和之间的合作，在面临着互联网共同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以共同来做的事情，来进行合作？
　　
　　聂震宁：对于我们出版业来说，我们更希望跟他们合作，他们更多的是发布信息。
　　
　　李沁：宣传是吧。
　　
　　聂震宁：影响舆论、引导读者，出版业需要的是找到读者，有了移动互联网，有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，对出版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
　　
　　李沁：那您愿意免费的提供这样的宣传服务吗？现在很多的媒体自己也在转型做出版了。
　　
　　周志兴：我也做过出版社，我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创办人之一，后来做了它的副社长，我对现在还在做出版的人，充满崇敬的感觉，因为现在的出版实在是太难做了。1993年的时候，我曾经做了有三本书，每本书都给我们赚了很多钱，一本是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，一本是《周恩来画册》，一本《画册》，每本书的盈利都在一百万以上，那时候赚钱相对容易一些，现在我认为太难了。作为互联网来说非常愿意和现在的出版业来合作，我的《》杂志也是一个类似出版物的、做深度东西的，我们也在做这种融合，所以我非常愿意。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，现在互联网因为门槛相对低一点，据说北京就有20万家网站，很多网站都分得非常细的，哪些网站适合哪些人来阅读，我认为这个可能要有一个分析的过程。
　　
　　李沁：谢谢，以前咱们说是想害死一个朋友，你让他去办杂志吧；现在说是让他去办网站吧，甚至开一个公号吧。新媒体现在压力竞争也是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艰难了，但您刚才也提到了，其实读者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就是受众导向。在新媒体当中，究竟起一个多大的一个作用？刚才三位都讲到了，就是如何受受众的影响，又不受受众的影响？我想听听丁伟先生的意见，您在这方面好像没有展开。
　　
　　丁伟：大家都说互联网思维，互联网思维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“互联网至上，用户”，用户，和这个传者和受者的关系，和原来相比互动性更强。报纸上一篇报道，可能它的受众反馈是间接的；在微博和微信上，或者是移动端上，它是很直接的，某种意义上讲，传者和受者是共同体。这个共同体有这么几个意思，一个是信息传播共同体，你的传播过程，原来是你自己说，单向传播，现在变成交互式的双向传播，你的跟贴，微博微信后面那个跟贴留言，也是整个传播的一个过程、传播的内容，所以说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共同体。再一个共同体就是价值的共同体，价值共同体就是表达观点，这个观点的交流、交融、交锋，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时候扩大分歧了，掌握不好是扩大分歧，弄好了之后是增进共识，它也是一个观点的共同体。同时还是一个情感共同体，就是这个沟通情感，传递情感。
　　
　　还可能再往前一步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。利益共同体就是，你将来的盈利模式，可能建立在用户基础之上，首先你说你的盈利能力强，如果没有海量的用户支撑，没有很大的用户规模的话，这个盈利模式建立不起来；所以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用户，把你的盈利模式托起来。同时你有的盈利模式，可以和用户共同建立，比如说我见过一种广告的新样式，他把广告放在上面，然后按照点击率给它排序，受众看的越多的广告，它就排序越靠前，广告商付费的时候呢，是按照你的点击量来付费的；要峰顶，比如说点击一千万，那么你这个广告商，做广告的掏一千万块钱；可以越高，付的越多，当然也可以设一个峰顶。所以长远看，它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，用户或者受众，对于无论传统媒体来说，还是自媒体来说是十分关键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树立用户的意识。
　　
　　当然也不能被用户牵着走，不能迎合他，这个是任何——特别是主流媒体应该坚持的一点，迎合终赢得的是短暂的一种跟随或者认同，但不是长久的价值观层面的追随和认同。
　　
　　李沁：好的，谢谢丁先生，您请问。
　　
　　听众提问：谢谢三位专家精彩的演讲，尤其我对聂总后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。聂总跟我认识很多年了，也大概两年没见面，非常高兴今天见到你，非常精彩的演讲，“互联网＋”和“＋互联网”，我觉得聂总提出的问题，主要的就是新媒体今后的一个发展路径，到底是一个文化主导驱动，还是一个技术主导驱动？我不知道我这个概括和理解是不是更准确，这是我的个问题。
　　
　　第二个问题，我们现在一定要面对现实，有的时候要抛开传统媒体的立场。聂总到过我们公司，跟我有多年的个人交流，我做了大量的调研，现在不要说是90后、00后，基本上80后跟传统媒体是绝缘了，如果问一下他们中有多少人，一百个人有多少人看过《人民日报》，他们一百个人回答我，他们不看，全部不看。而《人民日报》本身是由我过去所在的公司，推动整个移动媒体运营的；所以这里头非常重要的就是新一代人，他们的思维活动、认知方式，和他们知识的建构，以及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我想提的第二个问题，在我们承认新媒体不可或缺的、和不可避免的技术属性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应该面对这么一个问题，新媒体自身它是否具有文化属性？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。
　　
　　我的第三个问题，如果说新媒体具有文化属性，那么新媒体文化属性重要的属性是什么？我向聂总毫不客气问三个问题，想向您请教，也想向周老师和丁伟先生请教。
　　
　　李沁：您问的三个都是大问题，但是因为时间有限，聂总就简要回答吧。
　　
　　聂震宁：简要回答，谢谢李总，多时不见，没想到你在理论上修养不断在提高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刚才李沁也说到了，是技术还是文化建设的问题。我认为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文化，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存方式。但技术主义的这样一个传播价值观，会有问题的，因为不能够因为有技术，所以我想传什么就传什么，我们还有社会责任，还有媒体人的使命。所以我觉得，首先就是一种文化，是技术主义的文化，还是内容主义的文化，咱们就这么说吧，姑且用不健全的、不完整的、不准确的概念说，一个是内容主义，一个是技术主义，我认为应该是内容主义的，技术的支撑和融合；我觉得这是一。同时，技术主义带来的文化的变化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气象，我们应该更多的融合吸纳，形成我们的新的传媒文化，而不是固有的不合时宜的这种传播，一种理念。
　　
　　关于年轻人看不看《人民日报》，我觉得他现在是介质还是一个形态，事实上假如《人民日报》有一些短论，有一些重要新闻，是《人民日报》发布，他也得上人民网去点，《人民日报》本身它有APP，还有很多东西，年轻人读的不是报纸，但读的还是《人民日报》的内容，这一点丁伟先生应该知道。
　　
　　丁伟：我补充一点情况，您说的情况的确存在，我在接触一些在校大学生的时候，他们也是不读《人民日报》的，没有读报的，读报的都很少。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，我们从2012年办《人民日报》的微博开始，或者再早一些从1997年人民网的创办开始，我倒觉得不必要太担忧这个问题，我们常讲报纸报纸是两个字，是一个“报”一个“纸”，这个“纸”是一个介质，或者载体，也许将来有一种情况，这个“纸”将消失，但“报”将永存，就是这个介质没有了，但它上面的内容，通过其它的渠道、电子的渠道传播出去了。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《人民日报》的微博、微信、客户端，大概现在，比如说在北京大学，大概有60%左右的人看过《人民日报》的微博，大概有50%到60%的人看过《人民日报》的微信，40%到50%的人看过《人民日报》的客户端，他是通过这些渠道来接近党报。我不是说悲观，而是觉得很欣慰，或者很高兴，《人民日报》这四个字和年轻一代、和80后90后一代重新发生了链接，这是做新媒体，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一度中断的链接重新恢复了，这个意义，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