邬贺铨：TD技术的中国式创新

　　日本也是，运营商的2G既不用美国CDMA，也不用欧盟的 GSM，用日本本土的PDC。
　　
　　发达国家都是千方百计的保护自己的市场，只用自己的技术装备。而我们中国三个标准并存，中国是真正开放的。
　　
　　我曾经访问过日本的运营商NTTDoCoMo，他们联合日本本土的设备开发公司研究开发手机，他们说政府对运营商有要求，要带动本国设备厂商的发展，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。而前几年我国的运营商的上级只要求运营商保值增值。
　　
　　至于我国政府上马TD的决策是否有问题，我认为关于TD的政府决策还是需要反思和总结的，主要是政府开始支持TD时还不够坚决。
　　
　　政府在一开始态度的不明朗，导致了早期开发比较难、比较慢，也耽误了3G牌照发放的好时机，导致了我国3G、4G间隔的时间较短。之所以政府3G牌照发放的晚，也是因为经过了太多环节，反复听取不同意见，征求了专家、运营商、制造设备供应商等各方面的意见。
　　
　　中国移动这两年确实将重点放在了4G上，而非TD-SCDMA，这是事实。从3G到4G这是技术升级换代的客观过程，中国电信也要从CDMA2000过渡到FDD-LTE，并且这两种是完全不兼容的，难道说中国电信也将CDMA2000的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吗？5G来了，难道4G也没有用吗？不能说吃到第三个馒头饱了，前两个就是没有用的。
　　
　　这是技术演进的过程，总是后一代的技术更好，但不是前一代就是错的。没有3G对产业和市场的培育，就没有广大用户对于4G的支持。中国的运营商不可能不上3G，等着上4G。不能说新的技术来了，前面的技术都失败了，这是技术进步的过程。
　　
　　只能说我国的3G上得比较晚，4G来得快，这其中的间隔较短。对于TD产业来说，直接的影响就是没有更从容地收回投资。
　　
　　而4G来得如此快的原因也是和国际竞争有关。美国保留了CDMA2000的市场，但只有美国本土、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用，市场太小。美国想把Wi-Fi技术发展起来，提出了WiMAX，它采用OFDM技术，比CDMA的效率更高，对3G是挑战，3GPP不得不尽快启动也采用OFDM技术的LTE来应对。这倒逼了其他公司对4G的加紧研发。这是一个技术竞争的过程，显示了快鱼吃慢鱼的残酷规律。需要指出WiMAX也采用TDD技术，在双工方式中TDD与FDD各有优缺点。
　　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移动决定不上HSPA＋了，直接将重点放在4G上，希望把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竞争优势抢回来，从企业的角度，上4G的判断也是没有错的。4G上来了，3G和2G的网络还在继续发挥作用，很多国家的运营商也都是这样，目前的移动终端也基本上是多模多频的。
　　
　　TD创新的经验教训是什么
　　
　　记者：您认为在当下对于TD创新的讨论是否有意义？而TD发展的过程中，有什么经验是值得总结的？
　　
　　邬贺铨：对于TD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。TD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一些教训要吸取。
　　
　　首先，政府在早期对TD的支持不够。科技部曾经在1998年的863项目部署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研发，但主要经费做的是WCDMA，很少的一部分安排到TD的研发。因为在这之前，没有过这样大通信系统的国内标准，所以当时政府、产业界对国内自己提出的标准信心都不足。从标准的提出到2009年发放3G牌照，十年了，没有发放牌照，没有运营 商带领，产业界很难跟进。